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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推荐书的时候。

去年这个时候,《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邀请了在微博、微信和知乎大号里一些有意思的人,给我们推荐了一批书。这些人包括知乎创始人周源果壳创始人姬十三微信公号“世相”创办者张伟微信公号“利维坦”创办者吴淼编剧史航等。当时的推荐邀请是说:请推荐一年之内你认为不错的书,它可能对你的职业有帮助,可能就是单纯的好。不限中英文。

今年,我们决定稍稍改变推荐的方式。

在任何时代,专业读者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些人对书籍推荐和评论的价值判断,可能成为我们选书的重要参考,甚至书评本身也可成为阅读的书籍,比如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

我们邀请的作者当然不都像托尼·朱特在书中那样沉重地反思 20 世纪历史。这些人更年轻、有意思、眼光毒辣,而且并非专业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乐于分享新知和思考。

我们希望通过“图书推荐+长篇书评”的形式把他们介绍给你,给你提供对读书这件小事的一点参考。

基于个人经验的不同,每个人推荐的书籍和书评自然风格各异,琢磨这其间的差异本身也是件蛮有趣的事。从 10 月 1 日到 10 月 8 日,我们会每天发布一位作者的推荐书单和书评,希望对你有用。如果你在身边还发现了一些不错的专业读者,请留言告诉我们,也许你会在不久就看到他的文章。

这是第六位,方可成。

方可成,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原《南方周末》记者,政见 CNPolitics 发起人。他创办了提供传媒专业服务信息的“新闻实验室”,主要关注新闻媒体和政治传播等相关议题,所以推荐的书大多属于这两者。只不过和之前的作者不同,方可成是采用社会学视角来看待人类行为,希望对你有帮助。

书籍推荐

文/方可成

《思虑 20 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作者:托尼·朱特(Tony Judt) /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

译者:苏光恩

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2 月

来自:亚马逊

2010 年,当代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去世后,他的作品被陆续引进中国,《记忆小屋》、《陈疴遍地》、《重估价值》等中文版相继面世。今年,朱特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思虑 20 世纪》也在中国出版了。这部作品是他在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ALS ,霍金也罹患此病)后,在朋友蒂莫西·斯奈德的帮助下通过对话的形式写出来的,既是朱特个人的思想自传,也是一部 20 世纪思想史。

两人的对话不仅闪烁着智慧,也充满了激情。他们不依靠任何笔记、参考文献,但似乎能记住他们读过的每一本书的内容,并就 20 世纪的各种问题提出独特的创见。他们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谈到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天主教国家特别受欢迎,谈到了纳粹大屠杀,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朱特认为, 20 世纪最主要的矛盾并不是自由和威权矛盾,而是如何确定国家的角色和作用。

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朱特的这部《思虑 20 世纪》也同时展现了宏观的图景和微观的细节,既讲述了历史,又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些内容在今天依然重要。

《1968  : 撞击世界之年》

作者: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

译者:洪兵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4 月


来自:亚马逊

1968 年的中国正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漩涡,这看起来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孤立事件,但从全球眼光来看, 1968 年是“革命”精神在各个国家重燃的一年——在美国,在法国,甚至在日本。红宝书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尽管大部分情况下是误读和误解,但确实见证了那一代人的激情与行动。

那是一个动荡却又孕育着希望的年份。我们距离那个年份已经快 50 年了,我们远离 60 年代精神也已经很远了。如今回过头去重读那段历史,令人感到唏嘘。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写作本书使我回想起曾经的那个年代,人们能够直言不讳并不忌惮冒犯威权——而从那之后,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没无闻。”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作者:麦高登(Gordon Mathews)

译者:杨旸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 年 11 月


来自:亚马逊

五年前,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的这本书推出英文版时,曾经广受关注。现在,内地读者终于可以读到简体中文版了。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因为《重庆森林》而广为人知。大厦是一个廉价落脚点,里面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国的商人、劳工、避难者和背包客。麦高登称之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节点,和中环所代表的香港“高端”全球化枢纽角色形成巨大的反差。

人类学著作的长处在于能够讲述有趣的故事,通过细致入微的叙述,展现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因为细节丰富,这本书有时候读起来甚至像是一本“低端全球化者”的实用指南。此外,这本书为全球化背景下无国界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思路。

《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石川啄木诗歌集》

作者:石川啄木

译者:周作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 年 5 月


来自:亚马逊

在书店里拿起这本书的文艺青年,很难拒绝淡雅的装帧设计和封底的两首短歌:“说是悲哀也可以说吧,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比人先知道了恋爱的甜味,知道了悲哀的我,也比人先老了。”

等把这本书买下来细细翻看,才发现石川啄木的短歌并非都是这样夹杂着淡淡的哀伤和些许的哲思。很多时候,他就像一个絮絮叨叨的神经质,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寻求新的心情,今天又彷徨着来到,名字也不知道的街上。”“假装睡着,勉强打呵欠,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不愿让人家觉察自己的心事。”“今天听说,那个运气不好的鳏夫,专心在搞不纯洁的恋爱。”……

阅读这些短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仿佛无限贴近一个敏感的心灵。我并不懂日语原文,但周作人的译本读起来确实舒服。可惜石川啄木年仅 26 岁就去世了,不然真的想再多读一些他的絮叨。

书籍评论

《传播与社会影响》(英文版)

作者: Gabriel Tarde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5 月


来自:亚马逊

被过度追捧的勒庞和被遗忘的塔尔德

文/方可成

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有几本书长销不衰,不断被再版。而且,这些书的作者至少在 70 年前已经去世,因此作品成为公共版权图书,各家出版社都可以进来分一杯羹,推出了形形色色几十上百种版本。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就是这类书中的代表。仅 2016 年前 9 个月,就至少有译林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现代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乌合之众》,令人眼花缭乱。

《乌合之众》在中国备受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现象:我们曾经经历那群体狂热的年代,至今也依然时常见证“暴民”的破坏性,对群体的疯狂非理性有着切肤之痛。而勒庞对群体狂热给出的诊断又非常简单直接,没有理解上的门槛和障碍:个体的人是理性的,一旦到了集体里面,就丧失了理性,“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夸大自己的感情”,“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这些简洁而坚定的判断,让人们可以迅速拿来解释身边的现象,易学易用。

然而很遗憾的是,西方学界最近百年来对群体行为的研究,早已抛弃了勒庞的理论。可以说,勒庞在今天的主流社会心理学中并不占据一席之地。用圣母大学社会学教授 Daniel J. Myers 在一篇论文中的话来说,勒庞式的群体观念已经被后来的学者们彻底驳斥了(“have been thoroughly debunked”)。 Myers 本人的研究重点即是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扩散模式。

其实仔细想想便很容易发现勒庞理论中的粗糙乃至不合理之处。当我们从个体走进集体,真的就会发生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变吗?这种突然的转变未免过于神奇?回想我们置身集体的时刻,真的成了丧失了头脑、任人摆布的木偶吗?这种理性-疯狂的二分法,未免过于绝对?

和勒庞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他对于群体行为的研究长期被学界遗忘,在公众中更是毫无知名度。但是近十年来,他的作品被学界重新挖掘出来。今天的教授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洞见,在今天依然能带来重大的启发。

他的名字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塔尔德和勒庞都生活在 19 世纪末期的法国,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和动荡: 1870 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国牢固确立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 1882 年银行和股票市场崩溃, 1892 年发生权钱勾结的“巴拿马丑闻”,法德关系依然紧张,炸弹袭击和刺杀事件也屡有发生。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空前活跃,但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社会情绪变得冲动、暴躁。

塔尔德和勒庞都在观察这个动荡社会中风起云涌的群体行动。但是,和勒庞把人群叫做“乌合之众”、“群氓”(crowd)不同,塔尔德将人群叫做“公众”(public)。

“乌合之众”和“公众”都会展现出集体行为,但集体行为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因为在集体中丧失了理性,甘愿跟随着宗教般的感情盲目行事;后者则是因为人群中的个体之间有对话、讨论,因此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成为一个共同体。

塔尔德之所以强调对话、讨论,是因为他观察到:当时的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大众报纸。

19 世纪末,法国颁布的新闻法案让一大批面向普通大众的报纸得以诞生。世纪之交时,最大的报纸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有了报纸,民众虽然可能住在相距很远的地方,但却享有了同样的信息,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这让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对话,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这也就促使各类群体运动不断发生。

所以,塔尔德认为,当时法国所见证的并不是群氓时代的到来,而是公众时代的到来。民众是被建立在共同信息基础上的对话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非一旦置身集体就愚不可及、只懂跟随,而是具备自己的判断力和反思精神,可以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

互动的妙处在于:当一个人是孤立状态时,他往往只考虑自己。而当和其他人对话时,则往往能走出自我中心,考虑他人的感受。在群体之中时,我们真的都是沉浸在情绪中、不顾及他人的人吗?或者,群体中的我们其实依然在进行个体之间的互动?

塔尔德的观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每个人在一次次的转发、点赞、评论中,切切实实参与了对话,这些对话让网络上的公众群体形成。通过勒庞和塔尔德的不同观点,我们也可以思考互联网上的“乌合之众”现象。当越来越多的“暴民”、“喷子”出现时,是将他们简单归类为“群氓”,还是承认他们的主体性,研究他们所共享的信息、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这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会影响我们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是无视、批评那些“群氓”,还是尝试开启对话,在互动中影响对方?

事实上,勒庞观点的危险之处正在于:他会导向一种对民众的蔑视和不信任,对“控制盲流”等威权政策的支持。而塔尔德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过提高信息质量,通过促进对话质量,获得更好的公众群体。

遗憾的是,和勒庞的作品在市面上大行其道不同,我们几乎找不到塔尔德的作品。今年 5 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文原版的《传播与社会影响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算是填补了一小块空白。期待未来能有出版社翻译塔尔德的作品,让中国读者获得勒庞之外的另一种更值得听取的声音。

(本文为首发)

题图来自: glass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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